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下行压力增加。出现这一态势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外部环境的日趋严峻，这包括两方面：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

在经济上，2022年世界经济遭受各种叠加风险，包括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粮食安全、美西方遭遇的40年来最严重通胀和美联储与多国央行的暴力加息，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困境等。在这些风险的叠加冲击下，世界经济贸易增速大幅放慢，外需疲弱。世界贸易组织去年11月底发布的商品贸易晴雨表指数只有96.2，低于该指数的基线值和前值（100.0），其中出口订单指数只有91.7。

在政治上，美国强力推行世界阵营分割，试图纠集盟友“脱钩”中国，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加强对华进出口限制，在产业链的一些环节上，越来越多地将原来与中国的合作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去年前10个月美国高技术产品从全球进口同比增长18.0%。其中从中国大陆进口同比增长8.3%，不足从全球进口增速的一半；而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8.3%、29.3%和25.0%。美国政府在《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和“芯片四方联盟”等方面，都在对抗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规则，运用行政力量强行扭曲全球供应链。这些无疑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很大困难。

展望2023年，外部环境很可能依然严峻。世界银行一项最新预测显示，2023年世界GDP增长率将只有1.9%。欧元区可能在一季度、美国可能在四季度陷入衰退。受此影响，世界货物贸易量预计将从2022年增长3.5%放慢到2023年的1.0%。美国逆全球化、阵营化分割世界市场和围堵“脱钩”中国的政策将持续。我国外贸进出口将面临多重挑战。

国内原因既有暂时的，也有深层次的。疫情持续下，外贸进出口产品的生产、供应链和进出口物流，特别是国际商展洽谈，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后续订单不足。这些原因固然重要，但带有短期性。随着疫情逐渐缓和，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上述问题有望得到逐步缓解。

深层次问题则是，在世界供应链动荡、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一些中低端加工逐渐转移到其他地区，高端技术进口受限增加，我国原有的机电产品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原有管理体制不太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

必须充分看到稳外贸的极端重要性。进出口贸易不仅直接和间接创造了近两亿人就业，是构成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且关系到我国能否利用世界上优质资源，使我国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关键地位，从而确保自身的高质量增长。

今年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第一年，根据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稳外贸无疑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盘。

为了稳定外贸基本盘并保持适度增长，首先应立足国内。除了认真用好相关部门关于稳外贸一系列政策措施外，还要认真梳理总结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劣势，以适应世界市场竞争的最新消长态势，在动态中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汽车出口是2022年最亮眼的新增长点，2023年除了巩固并扩大这一增长点，还应寻找和确定若干新的增长点，并为此投入更多资源。同时抓紧推动制度型开放，进一步降低进口和投资门槛。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基本对策是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寻找新市场、新增长点。要对主要贸易板块、主要市场进行细致的对策研究，进一步扩大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的贸易规模，进一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海湾、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贸易稳定增长，努力扩大中欧贸易合作，并和以上板块一道，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阵营分割。同时，积极将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早回正轨。

外贸进出口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我国经济和进出口基本面依然坚实。此前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外贸进出口仍然交出稳健答卷：2022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8.34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与此同时，我国外贸仍有很大潜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随着疫情逐渐缓和，我国的生产、消费、流通潜能都将较快恢复，通过努力，中国经济强劲回升可期，进出口贸易稳规模、优结构可期。（作者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